幽默是智慧的最高体现
摄影：李奇
撰文：于是
时间：2018年7月18日
内容来源：《周末画报》总第1022期
摘要： “我现在明白了，当演员是多么独一无二的工作：你创造的产品就是你自己！演员是一门技艺，素材就是自己。很多演员会忘了这一点，所以会没有安全感，反而去担心自己在戏中的形象好不好看，别人是不是喜欢，或是到底能不能红。演员和模特进入这个很能赚钱的产业，会被轻易扰乱视线，所以这个行业的人常常会忘记：当演员和当百万富翁不是一码事，吸引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群。对我来说，一个有个人风格的好演员有千百万美元本身就是件很诡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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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上海国际电影节之邀，Jesse Eisenberg第一次来到上海，并提前联系了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主动要求安排和读者见面，让他的第一本中译本故事集《吃鲷鱼让我打嗝》获得更多关注。
这位出生于1983年的好莱坞实力性格演员穿着很休闲的T恤和短裤把大上海逛了个遍，还顺便救了一只小野猫。他带着和善的笑容，保持一贯的飞快语速，遵照电子地图和词典的指示，恨不得在一周内带着左派热情把中国人的情况摸个透。
学霸型、成长型的文科男脑海中始终有一张世界地图，并且，不以母国为中心。
Woody Allen的忠实粉丝
2002年，19岁的Jesse在《震撼性教育》（Roger Doger）的拍摄现场获得初吻，对手是比他大20岁的美女Jennifer Beals。2009年，26岁的Jess在《僵尸乐园》（Zombieland）的台词中发现他不明白什么叫“更新脸书状态”，是剧组成员告诉他，他才知道了世上有脸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不出一年他就被大卫·芬奇选中，在《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中担纲主演脸书创始人Mark Zucker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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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们来找我的，因为我有点神经质，讲话很快，样子也很像。刚开始演戏时，更擅长的是本我出演。”
但他很快意识到，那种敏感也许不是好事——粉丝们全都知道他有咬手指、抓脑袋、看地板的习惯动作，还不能踩有裂缝的地板，否则焦虑症会爆发！事实上，作为一名极有自我意识的OCD患者，他只想保留学霸式的飞快语速和跳跃思维，把神经质留在私人领域，让表演更专业也更具可塑性。
“我同时开始尝试写剧本，演自己写的戏，私人化，不同于我的角色更有利于自我发展，尝试不一样的我，学习另一种想象力。所以到了2013年出演《惊天魔盗团》（Now You See Me）的时候，我已很刻意地去尝试不那么神经质的角色。我想这是一种自我教育吧—在演绎不同角色中改掉自己的毛病。”虽然到了2015年他仍会在喜剧讽刺动作片《极端美式》（America Ultra）中倚在铁柱后面，摆出双腿加紧、脚尖剧烈内八字的滑稽动作，但我们看得出那已是表演，而非早年的本我演出。
在《社交网络》之后，Jesse几乎没再触碰过当代现实题材，现实生活中也没有ins，没有facebook，作为公众人物，好像隐退到了互联网出现前的知识分子领域。但这只是选择剧本的结果，并不是刻意反潮流，事实上，和我们一样，手机和网络是他的随身利器。我们教他念昵称卷西，他就对着iPhone不停练习，指望Siri能给他一个交代；他问我们上海好吃的川菜在哪里，然后立刻在手机地图上插旗（听说某餐馆的麻婆豆腐里有猪脑配料后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2010年拍完《社交网络》之后，Jesse成为众所周知、炙手可热的明星，他自己却有意识地进入了转型期，和Aaron Sorkin又合作了一次—《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然后和伍迪·艾伦合作了两次—《咖啡公社》（Café Society）和《爱在罗马》（To Rome with Love），尤其在文学电影《咖啡公社》中简直就像年轻版的Woody Allen本尊，本尊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Jesse不只是懂幽默，还比自己更有趣。
Jesse有一种天生的、羞怯的、和善可亲的幽默感，能和恐怖、政治、动作片、超人、僵尸等题材完美结合。正是幽默感化解了焦虑，带动了成长，塑造了他特有的风格。
恰如美国学者奥尔德曼所言：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与欢乐、异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幽默戏剧创作者必须对世界的残酷有所认识，有紧张和绝望的能力，还必须懂得自然地表演笑中带泪。
Jesse和Woody一样出身在工人阶层的犹太人社区，一样从纽约城区跃进好莱坞，一样从十几岁就在百老汇登台，也一样富有波希特地区（Borscht Belt）的消极黑色幽默基因。Jesse高中时就写过一个以年轻时代的Woody为主角的剧本，结果被Woody的律师知道了，当即喝令制止这场演出。但Woody本人显然不介意，或至少在邀请Jesse出演《爱在罗马》时就已冰释前嫌，并鼓励他在表演上更上一层楼。老爷子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俩的相似点，以及这位年轻人的潜力。
“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Woody Allen了。我觉得他是至今全美国最有幽默感的知识分子，称得上是当代美国喜剧电影之父。当然还有Billy Crystal这样的犹太喜剧艺术家（以及Joseph Heller这样的黑色幽默文学大师），他们共同拓展了喜剧艺术，把喜剧因子融入各种类型的电影题材。比如《僵尸乐园》的编剧之一就爱看Woody Allen的作品，所以僵尸片里会有喜剧大师的影子，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在后面两部Woody Allen的电影中的表现让他觉得很有意思。Woody Allen对国际政治、文化碰撞的话题并不太感兴趣，但我感兴趣，我渴望在自己的剧本写作中聚焦这个主题，我也想用Woody Allen式的喜剧形式去表现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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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尖叫的女粉丝们肯定认为卷毛小可爱比戴着黑框眼镜、表情呆滞的老爷子可爱太多了。建投书局见面会场的尖叫声是绝对的粉红色，夹杂了对偶像、对心爱的男孩、对共同长大的伙伴的花式爱意。
尽管如此，穿过百余名中国观众的身边走向演讲台时，他依然会直冒冷汗，开场的前五分钟里，前排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手指在颤抖……但这不影响他在十分钟时就完全进入状态，和每一位闪着激动笑颜的粉丝确认眼神，并果断地掏出手机，拍下大家齐声对他的儿子高喊“Please brush your teeth（你要刷牙哦）！”的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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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几岁就习惯性耸着肩、写奇怪的剧本、演电影的少年卷西在电影中自我教育成才，如今已结婚生子，和大多数八〇代一样，“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用在让另一个人类陷入无意识的昏睡状态（虽然听起来有点邪恶）”，但他看起来……还是有种紧张兮兮的少年气息。只要时间允许，他会和任何一个会说一点英语的人聊天：你老家在哪儿？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你住在哪里？如此调查户口式的对话既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又能掩饰尴尬的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来上海，但他清楚地知道徐汇、虹桥、静安、浦东的方位，“因为我是个地图迷。”
如果你看了《吃鲷鱼让我打嗝》就肯定知道，早在13年前他就来过中国，去了虎跳峡、纳西族自治县、成都……“那时我非常紧张！西南部也没有很多便于外国人旅游的设施。那时我18岁，和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太太Anna，他们相识于2002年）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本想找一位搬到中国的友人，可惜Anna和她早就失联了，但我们还是决定自己来玩，哪怕没有她的帮忙。在香格里拉，我们逛着逛着，突然有人拍我们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她！简直离奇！我当场就相信了‘香格里拉是发生奇迹的地方’这种说法。”
第一次中国游时，没人认得这个瘦小的背包客。“我在每个地方待几天，就不可遏制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回到纽约后，我每天都去唐人街吃饭，当然离得也不远，有时走路有时骑车就去逛逛，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中国的气味，每个人都很敏捷匆忙、准时准点、爱干净、注重细节……西方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亚洲民族很保守，但我觉得根本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书里，常会出现“自恋、自负的美国人”这样的说法，显然那是他讽刺的对象。现在的他对国际文化政治的话题最感兴趣，追根溯源是那场海啸（还是他的太太？）
“小时候我确实不在意这个问题，就是典型的美国少年。后来我认识了Anna，她随家人全世界跑，在哥斯达黎加、西班牙、尼加拉瓜……都住过，她会说好几种语言，非常了不起，她母亲做公益，父亲是教师……所以，我必须加快脚步跟上她！我开始着迷地阅读不同国家的新闻，也跟她去了尼加拉瓜和中国，18岁那年圣诞我跟着她去了委内瑞拉，就是那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我当时不知道泰国在哪里，就随口问了身边的一个朋友。那是个英国人，他很大声地训我：你怎么可以不知道泰国在哪里？他把我这个无知自负的美国人拽到墙边，因为墙上刚好挂了一幅世界地图，用吼的对我喊道：看好了，泰国在这里！这是印度洋！所以我从委内瑞拉回到纽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张很大很大的世界地图，贴在墙上，就从那天开始，我迷上了看地图，也开始了环球之旅，还把大学课程改成了人类学，也开始写东西—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歌来写小文章，用这种方式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哦！是的，我谢过那位英国朋友，他现在很为我骄傲。”
Jesse将在下一部电影Resistance中扮演著名的法国默剧艺术家Marcel Marceau，故事讲述的是Marcel在二战期间用喜剧演员特有的方式救助了200个孩子，好比是悲喜剧版的《辛德勒名单》，很能看出Jesse的选角标准乃至政治倾向。他追求的是有立场的左派知识分子幽默，用不断采撷的智慧作为其喜剧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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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和Woody Allen和Aaron Sorkin各合作两次，对你成为剧作家有帮助吗？
A：恐怕没有！因为和他们合作时，我完全意识到自己太……不够好了，以至于整个人僵掉！和他们合作是种荣幸，他们各有特色，一个很内敛、文雅、善于观察，一个很快、很好笑、很机智，和他们合作的感受也完全不同；但从另一方面说，并没有直接受益或点拨或之类的好处，我只感觉自己各方面都很欠缺。
Q：你为什么那么爱写？
A：我写剧本是为了在剧场里表演，和观众近距离相对。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和商业、销售、赚钱有关。但舞台上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非常私密，在舞台上你可以尽可能远离商业效应地去完成自己的创作。拍完电影后我是从来不看的，也不看评论，因为我不想成为那个商业的一部分。与此相比，我剧本里的人物会比较dificult，风格有点aggressive。在戏院表演很单纯，演完就over了。所以当我写剧本时，我不会去想经济利益之类的问题。而且，电影拍完在全世界各地公映时都是一样的，但剧本不同，每次舞台效果都不一样，这也是吸引我写剧本的原因之一。
Q：从你的创作年表来看，是不是应该把作家的身份置于演员之前？因为你很早就开始写了。
A：两件事确实有关联。我和别的写作者一样，都深深感觉到不可能完全孤独地坐在书桌前，我需要不一样的环境和刺激，社交性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很享受表演。这两件事就像……两个自我的互相延伸，写作时就像在自己的大脑里演戏，可以记下很多情绪化、私人化的对话。
Q：因为你是演员，所以有这样的优势，能够自由去写脑袋里的戏剧？
A：百分百正确！但话再说回来，在我的剧本、散文被接受之前，也经历过成千上百次被退稿啊！被杂志、被戏剧公司拒绝！只是，好在我不靠写作谋生，所以才有这种写作的自由。比如说Woody Allen对弗洛伊德和死亡感兴趣，但他知道这不是商业电影喜欢的题材，所以他可以用别的作品先带来商业上的成功，再给自己讲述这类题材的自由。我也一样，如果我是专职编剧，就不会去写波斯尼亚战争为背景的故事了。
Q：以后会写长篇巨著吗？
A：目前是有有声书公司接洽我，邀请几位作家用第一人称写比较长的故事，做成有声书。我非常有兴趣。我相信Audiobook是未来图书的一种重要形式，也许不是唯一的，但非常重要。我每天都听两小时——涵盖国际政治、体育、娱乐等各种信息——反正现在每天都起码晃摇篮一个半小时，让宝宝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听完。
Q：你和太太自己带孩子吗？没有保姆？
A：是的，我们不想借助保姆或长辈或朋友，更喜欢自己带。我太太的工作和纽约将近150所学校的课程有关，她在家工作，大概两周去一次办公室。所以我们一天24小时都能和孩子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真是特别幸运！
Q：当爹的感觉如何？想有几个孩子？
A：就现在这个吧。一个就好。毕竟我要经常出差，我太太也经常飞来飞去，所以坦白说，没把握负担更多孩子的养育责任。当爹的感觉嘛……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了切实存在的事物担心受怕！因为以前我有焦虑症，担心的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Q：用我们的话来说，你还真是没有明星的包袱。
A：大家对我并不感兴趣啊——当然对我的电影和书会感兴趣，我也肯定是个公众人物，但大家对我的私人生活应该是毫无兴趣吧？短暂的公共场合的工作完成后，我和任何普通人一样，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别处，生活得很平凡。是的，我听说在上海的两个书店的活动很火爆，一分钟内就报名满了，但我坚持认为那是因为人口基数多的缘故，而非因为我。
Q：而且，今天你没有带任何助理或经纪人，单枪匹马来摄影棚，每一套Look拍摄都超级快，应该是你拍封面的最高纪录吧？
A：是的！因为这是在中国啊！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效率高。
Q：而且逆向采访也几乎要破纪录了——你和编辑、记者、化妆师和服装编辑都聊过天了！
A：我是公众人物，和每个人聊天好像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有些时候，我也会意识到不能光顺着自己的思路去聊，比如在德国，有一次我想和人聊建筑，结果话题从建筑转到二战，再转向希特勒，再转向“我在二战时失去了所有家人”，我终于意识到我该打住了！有时候话痨会让别人不舒服的，是吧？
Q：你像个背包客一样无所顾忌地在上海游玩，所以，未来会以上海为题材写作吗？
A：上海对我来说太大了，很难一时领会，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大城市，巨大的圆形天桥让我惊叹！很多西方文化的痕迹对我这样的西方游客是很友好的；对想要探险的那类游客来说也很妙，各方面都很便捷，尤其是对焦虑型的游客来说很友好。
我是去了很多地方：虹口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宣传画艺术中心，邬达克纪念馆，毛泽东故居……但我在上海写的并不是上海的故事，每天晚上回到酒店会写一段，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说的是（加快语速，一口气说完，好像在念Aaron Sorkin的台词）：一对夫妻去餐馆吃饭，特别吩咐侍应生要快点上菜，因为他们要去看戏；侍应生把要求转达给大厨，大厨很为难，因为脆皮鸭不可能很快上桌，大厨就拨通了朋友的电话，一通通电话打给了戏院经理、工会主席、大明星、黑帮老大……仍不能确保演出在脆皮鸭上桌后开场，最后，大厨忍痛割爱，把即将端上市长餐桌的脆皮鸭先给了那对要去看戏的夫妇！我没想演这部戏，只是想写——因为我总在饭馆里听到有些人说赶着要去看戏！
Q：接下去有那些新片在拍摄中？似乎你对当代现实题材很不感兴趣？
A：我一周前在爱尔兰拍新片，是有点轻科幻的艺术片，说一对夫妻去郊外，想买一栋房子，结果被困在那个超现实的区域，像在噩梦里……我从未写过、甚至想象过那样的场景，这显然比曼哈顿的爱情故事、纽约的当代场景更吸引我。有些电影不算出色（不是说这部），但恰恰是因为有别于现实、能启发我生出新的体验和想象，所以我才愿意加入。
Q：你选择角色的方式很有趣，好像是一种强行自我补全？
A：演出一个角色，你可能潜意识受到了影响，变得像那个人；但另一方面也会有反作用力，比如说我演了一个自私的角色，连续几个月每天十几小时沉浸在那种情绪中，我就会反复思索这个人的表现和抉择，抗拒那种体验，现实中的我就会特别意识到：自私是很可怕的行为，千万别！我经历过好多次这样的反省过程，完成一个角色后，就教会了自己别那么做。很多演员都沉浸在这种他人的负面情绪中，所以，大概有些人会倾向于酗酒或别的办法，只是为了关掉那个开关吧。
Q：对于早年招牌式的紧张感，你似乎也是用这种办法疗愈了自己？
A：一开始表演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可以帮我改掉焦虑的倾向，毕竟刚开始时，演电影本身就够让我比平时更紧张了。后来有了自信，也和更多有自信的演员合作，我开始强迫自己放松（听起来很矛盾吧？），也愿意去演不焦虑的角色。演魔术师时，他们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发挥，和特派给我的编剧合作，那我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我想演完全不像我本人的魔术师，我想演一个对自己的戏法有超强自信、而非像我这样对自己超极紧张的人物。这是我能够改变自我的一种便捷方式。
Q：看了《吃鲷鱼让我打嗝》后对你笔下的小男孩——尤其是九岁的那个——印象深刻，九岁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A：九岁倒没有，对我来说有转折意义的是六岁和十二岁……起因是我带太太庆祝结婚纪念日，去了一家昂贵的餐厅，在洛杉矶马里布。隔壁桌坐了一个小男孩。我当场就想到，这孩子那么小就享受到了最豪华的生活……我就想到了这个主意：可以用那个孩子的眼光评价餐饮和餐桌上的交际，挺搞笑的，而且往深处想也很有意思，男孩的感想是未经过滤和审查的。我想写的是孩子有一套清晰无比的是非观，他看得出妈妈或别人有什么不对劲，比如口是心非，比如明明伤心却假装很嗨，但孩子的讽刺和实话是天真的。孩子的母亲是被生活摧毁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伤心，但九岁的儿子知道，并且宽容她以虚伪的方式做人做事。
Q：你已经拍完了电视剧版的鲷鱼，从宣传照上看选角很成功，作为导演和演员，你选角时有怎样的标准？
A：哦，那孩子非常非常棒（用摇头表示不可思议）。我选角的时候主要靠直觉。这反过来也安慰了我——因为我身为演员时，总觉得紧张，以为人家是依据演技或别的评判标准来选角的，你真是不知道演员对很多事都很紧张！现在我舒坦多了，因为导演选角确实会依赖本能的感觉。
Q：你知道中国粉丝给你开了微博，会报道这些最新情报吗？
A：我知道……我很惊讶这一代人（用代际来归纳可能不太合适）会喜欢我的幽默感，喜欢我的书。我惊讶的是他们能接受、喜欢我这样告白式的语言表达，因为我们分明来自不同的文化——很多来看我的舞台剧、读书会的中国人都告诉我，他们能充分领会我表达的极其美式的内容，或许他们看到了相似点，或许他们看到了他们以为非同寻常的细节。总之，让我惊讶的是两种文化背景中的内容不是没有关联的！有位社会学者做过调查，结论是两个大城市的居民之间的相似点，会多于他们和相邻几十公里的小镇居民的相似点；所以，很可能，我和上海居民分享了同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像我们这次的摄影师，大胡子，大花臂，让我觉得和美国摄影师非常相似。
Q：东西方大城市居民之间很相似，是否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损失？
A：是有这种可能，但损失的补偿是文化的可沟通性。搁在三十年前，你就无法想象我在上海朗读自己的作品。我小时候想象中的中国就像柏林墙倒下前的柏林，是个封闭的神秘的地方，所以这真的很奇妙——我竟然可以带着自己的中译本来中国！而且和中国读者产生了easy culture communication！
Q：对那些没看过你电影的潜在读者，你会怎样介绍《吃鲷鱼会让我打嗝》？
A：（笑）恐怕我还是会介绍他们先去看几部我的电影。
摄影—李奇 形象—Moka Shen 艺人统筹—朱臻祺 妆发—Nick at Headcouture 服装助理—Zola 、LuLu、 包子 封面服饰—Dior Homme 镶边短袖衬衫、阔腿长裤、网面系带运动鞋 艺人经纪—CAA（创新精英文化经纪） 作者—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