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se Eisenberg | 电影是我痛苦的根源
转自微信公众号：DAZED OFFICIAL
Jesse Eisenberg在主演新片《生态箱》上映之际，和Dazed聊了聊他的语速问题、这部存在主义科幻电影的预见性，以及犹太家庭对困难的下意识复归：“我对自己的事业很焦虑，但只有在拍电影的时候才这样。如果一切顺利，反而会为此责怪自己。”
如果要问对Jesse Eisenberg的印象，肯定会有语速飞快这一点。这位36岁的美国演员最初在《鱿鱼和鲸》、《震撼性教育》和《冒险乐园》等喜剧电影里，以暴躁、健谈的青少年形象声名鹊起，随着年龄渐增，又继续在《社交网络》、《双重人格》以及评价很低的《猛于炮火》中扮演喋喋不休的马达嘴。
总而言之，Eisenberg目前出演的39部电影中，有37部他都语速超快。“有时候导演会要求我把语速放慢，”Eisenberg飞快地说道，“这么说的还有我的妻子、孩子、朋友，甚至叫出租车时遇到的陌生人。”
Eisenberg出演角色里只有两个语速比较慢，在Kelly Reichardt导演的生态恐怖片《夜色行动》中扮演的沉思者，以及Lorcan Finnegan的存在主义科幻电影《生态箱》中的男主角。Finnegan这部批判郊区生活的作品围绕一对想要买房的夫妻Tom（Eisenberg饰演）和Gemma（Imogen Poots饰演）展开，他们跟随房屋中介来到了一个叫做“远方（Yonder）”的新开发住宅区。“远方”的风景毫无灵魂，平原上相似的房屋一排排矗立，就像大富翁游戏的现实版本，而且还成为了家庭矛盾的催化剂。
房屋中介不知去向，Tom和Gemma没办法离开“远方”小区。他们沿着道路行驶，兜兜转转，不断经过一模一样、无人居住的房屋——最后总会停在九号房门口。暮色渐近，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在这个设施齐全的监狱里过夜，被困在这座田园诗般的房子里，几乎像是没有尽头。随着凄凉的叙事的展开，Tom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几乎一言不发——Eisenberg耗尽了他的超能力。
当我在二月底与Eisenberg会面时，他在SOHO区一家酒店的大堂里高声招呼我，并且带我去……或者说尝试带我去了他的房间。就像《生态箱》的主人公一样，由于当时在研究房间钥匙的Eisenberg忘记怎么走，我们在酒店迷宫般的、大同小异的走廊里迷路了，不得不搭乘了两次电梯。“这太令人不安了，”他咕哝道，“这不会让人感到不安吗？”我知道，这是Jesse Eisenberg特色之一：他喜欢采访记者。在我们到达他的房间之前，他问了我大约20个问题。我住在伦敦哪儿？我听有声读物吗？我买衬衫的时候，上面就有咖啡渍了吗？
另一个Jesse Eisenberg特色是，他语速飞快，并且倾向于在说话时不断修正说法，仿佛是为了避免他人打断。“在这部电影里我是一个新手父母的形象，”他解释说。“不同于现实中我早有孩子，在电影里我是一个新手父亲，没有丝毫育儿经验的父亲。如果你因为孩子而焦虑，或者对生孩子有焦虑，你可以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最坏的情况。电影里的小孩表现出了可怕的俄狄浦斯情结，试图弑父娶母，而且还是寄生恶魔。”
尽管在采访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生态箱》对于因新冠病毒导致的出行限制有着惊人的预见：Tom和Gemma可以在空旷的道路上走来走去，呼吸新鲜空气，但他们无事可做，也无处可去；由于没有邻居，这是最大程度的社会隔离。当这对夫妇在隔离中崩溃时，电影提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问题：在这种反社会性的状况下，人们可以生存多久？为什么要穿衣服，甚至早上为什么要醒来？至少，在他们的反乌托邦中，没有证据表明（英国首相）鲍里斯（Boris Johnson）真实存在。
除去这个偶然性的话题，《生态箱》是部十分神秘的片子，本质上是一场墨迹测验。一个婴儿出现在台阶上，旁边有一行字：养大孩子，才能离开“远方”。但是这个男孩实际上是一个怪物，就像一个出现异常的电子宠物，这一刻很可爱，下一刻又扭曲了它的头骨。Gemma的直觉反应是照顾、养育这个可能非人的孩子，而Tom提议把它饿死。
“我把这部电影看作是一次狂想，反映了我们对于做出承诺的焦虑。你买了一座房子，担心自己会因为债务，或者屈服于郊区的便利而永远被束缚在这个房子里，这部电影反映了我们对于成长和遵循‘传统’的种种恐惧。”
由于我和小孩只有过一次接触，就是告诉他们不要站在自动扶梯错误的一边，所以不太感同身受。实际上，我起初认为，与Garret Shanley联合创作了这个剧本的Finnegan，是在批判白人特权。后来我读了导演阐述后才明白，Finnegan的灵感来自爱尔兰的住房危机。那么，Eisenberg，身为一个纽约人，肯定是猜不到剧本的这条灵感线索吧？
“当然猜不到。不过有一点很有趣，就是你刚才从非白人的视角来解读这部电影。我解读任何事物的视角都是，‘它说了什么关于犹太的东西？’。我没有考虑太多白人特权的问题，而是想到我的家人来到美国，对于融入美国文化的强烈需求。”Eisenberg的父母都是学者，追求着他们想象中完美的美式中产生活。“这种追求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他们，因为他们讨厌住在郊区，而且养育孩子的压力很大。”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视角里，你是从种族和阶级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而我是从融入郊区文化的焦虑这一角度来思考，两个都很正当。”
Eisenberg从16岁开始就一直在演戏，当时他与安妮·海瑟薇一同出演了22集的福克斯情景喜剧《爱的初体验》。在被迫和Michael Cera进行比较的时期，他的角色大多是年轻版的电影制作人，《鱿鱼和鲸》和《冒险乐园》的主人公是电影导演Noah Baumbach和Greg Mottola的隐秘写照。而在他最新的两部电影《生态箱》和《自卫的艺术》中，Eisenberg塑造了更为抽象的人物形象。
“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演温柔、单纯的角色，实在有点厌倦，就开始只选择那些自信的、有点坏的人物形象。我有时候会写剧本，关于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本我的出现——通常是偏执狂，但会是自己最坏、最无知的部分。我大概花了六个月来写剧本，又用了五个月的时间表演出来，后来就开始对《双重人格》这样的超现实电影感兴趣。”
2013年，Eisenberg和Mia Wasikowska一起出演了电影《双重人格》。Eisenberg在影片中扮演了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懦弱的老好人，另一个则是风流成性的恶霸。“《双重人格》是目前最令我兴奋的经历，因为很自由。我需要表演一个不正常的人，因此不需要有自我意识，也不需要进行自我批评，不必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
我请求Eisenberg用一种礼貌的方式，告诉这部电影的编导Richard Ayoade，放弃制作糟糕的竞猜节目，回到电影制作领域吧。“我明天要去他家，肯定会拿到独家新闻！Richard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聪明、最有趣的人。但你是英国人，有英国口音，所以也许不会被诡辩左右。”
几个月前上映的《自卫的艺术》延续了《双重人格》的严肃脉络。再次与Imogen Poots联袂主演的Eisenberg，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学空手道的人，并被卷入了荒谬的、极端暴力的邪教组织。“他是一个比较怪异的人，”Eisenberg解释说，“把一个不具有人类思维逻辑的人表现出来，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如果表演得不到位，调性就会变成校园电影。”
在拍摄结束后，Poots把《生态箱》剧本寄给Eisenberg。“本质上来说，我在《生态箱》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角色。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行为古怪的主人公，但是非常有趣。”
Eisenberg曾发表过类似的评价，当他在《蝙蝠侠大战超人》中饰演Lex Luthor时。与其说他把Comic-Con描述成了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后来因此道歉），不如说他描述的是进入平行宇宙的渴望。不过，甭管超级英雄提供了多少加盟费用，这位演员在经济上并无困难。那么重要的是不是要脚踏实地，确保像《生态箱》这样的电影主题仍然可以与他产生共鸣？
“不是这样的，我一直试图过得脚踏实地，感受正常的、人之为人的体验，”他说，“我住在纽约的一个小公寓里，什么都没有，几乎不买任何东西，也没有车，过着低调的生活。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下周要为岳母的家庭暴力庇护所做一个活动。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位老师，为以前被监禁的孩子们服务，我去过他的学校。我和那些比我过得更艰难的人在一起，或者说，密切接触。”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拍电影，说什么去了解普通人的心态。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富有的人，也是非常慷慨的总统。与人本体验相关的，除了贫穷，或者说不富裕，还有很多其它方式。”
Eisenberg提到，他的父母买了鹦鹉和很多其他的奇异宠物，来避免被郊区便捷的生活方式束缚。“在所有文明里面，犹太人要么是少数群体，要么是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要么会被驱逐出去。只有一些短暂的时期，犹太人可以被接纳并且融入到当地文化之中，包括德国的二十世纪20年代，当然最后证明这只是一个诡计。但是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犹太人得以融入美国文化、赚钱、获得权力并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其中有一种情怀，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有，但是我的家人确实是有的，就是会怀念那段艰难时期。”
“我的父母已经60多岁了，但他们还得起来遛狗。鸟儿在夜里尖叫，猫也因为生病在沙发上撒尿，所以沙发一点都不能坐。他们下意识地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困难，这样才能感受到已经深刻烙印在基因里的那种感觉。我想我也一样，我对自己的事业很焦虑，但只有在拍电影的时候才这样。如果一切顺利，反倒会为此责怪自己。”
Eisenberg以前曾直言不讳地谈到过他的心理健康问题。由于焦虑和抑郁，他休学了一年。艺术，尤其是写作，被证明是他的救星。十几岁到二十多岁时，他就把剧本卖给了各大制片厂，“电影是表达自己的一个出口。”他停顿了一下，“是我所有痛苦的根源。”所以他的焦虑是否类似于音乐家那样，以悲伤为灵感写歌？“不是那么马基雅维利主义，如果我有这种焦虑或抑郁，那么无论我在表演或是写作什么，它都会表现出来，这是无意识的。就我了解的患有抑郁症的艺术家而言，没有任何一位会有意识地利用它”。
我提到了自己有关新闻工作的焦虑——跟他相比，他接受到的审视，获得的反馈意见比我要多得多。“感觉完全一样，”他说。“但我的焦虑不在文字，而是关于我的脸。”他描述了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回放时的不适。“记住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看自己出演的电影时的感受，所以现在不看了。”
由于Eisenberg语速很快，采访他30分钟，相当于采访其他人一个小时。我们交谈的话题，包括他有关一个名为《紧张的旅人》的剧本想法（“我在亚洲背包旅行了三个月……自己总是想太多”），一度规划过的《冒险乐园》衍生系列（“喜剧通常源于愤世嫉俗和虚无主义，但Greg Motolla是出于一种纯真的感觉”），我们对喜剧演员Todd Barry共同的热爱（“我一直在和他聊天，他的群众巡回演出特别精彩”），以及他最新一次试镜（制片人花了30分钟或者更少的时间，试图看出他和Aziz Ansari之间是否有那种化学反应——“就像《飘》里面那些浪漫的人物一样”）。
除了《生态箱》，Eisenberg还有一些即将上映的电影，从犯罪惊悚片《狂野的印第安人》到《无声的抵抗》中的Marcelle Marceau，不一而足。他同时提到了一些尚未公开的项目，其中包括与Motolla的再度合作、一部距离拍摄仅剩几天的神秘黑色电影以及一本他为Audible写的有声读物。
当我们逃离Eisenberg的生态箱式酒店房间时，话题又回到Todd Barry身上。Eisenberg为Barry的游记写了前言：“谢谢你来到哈蒂斯堡，这是一本会令人捧腹大笑的书。这位喜剧大师承认，他只记得糟糕的演出——如果Barry忘记了某次巡演，那就意味着那次巡演非常成功”。那Eisenberg关于接受采访的回忆，也会是这样吗？
“是的，”他笑着说，“这很可能说明了我的个性。我对自己有一定的期望，会牢记那些痛苦的事情。”他会读任何关于《生态箱》的评论吗？“影评不是给表演电影的人看的。有位伟大的女演员Laura Linney，她说，‘我不想别人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也是这样认为。”
